【环球时报驻西班牙、德国特派特约记者 范剑青 青木 环球时报记者 陈子帅】
“马歇尔计划”没了，冷战模式还在
如果让欧洲人选出战后最让他们满意的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无疑会高票当选。1947年6月5日，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时首先提出援助欧洲经济复兴的方案——被人们称为“马歇尔计划”后来也成为冷战开始的标志之一。
以北约成立和欧洲安全塑造为标准，二战后欧美关系大致分为如下几个阶段：从二战结束到1949年北约成立，欧美建立起早期彼此认同的安全关系；从1949年到1955年，彼时欧洲国家“战略自主”观念依然很强，这期间法国等国曾提出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和“欧洲军”，但随着法国国民议会1954年8月否决《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以及1955年西德加入北约，“欧洲安全由北约承担”得到坐实；从1955年到上世纪60年代末，美欧就自身安全问题激烈争吵，越南战争让美国对欧洲的安全保障能力与信誉度直线下降，1966年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成为那一阶段欧洲谋求战略自主的一个重要事件；从1969年至1981年里根总统上台，美欧关系出现缓和期；第五阶段从1981年到1991年，里根时期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和老布什上台后西方国家对苏东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最终导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从1991年到2008年，美欧探索新型安全关系，美国加强对欧洲安全的控制，通过扩张北约势力范围将欧洲紧紧绑定在自己的战略轨道上；从2008年北约峰会表态“欢迎”乌克兰与格鲁吉亚加入开始，美国露出试图将俄罗斯赶出欧洲的“底牌”，美欧关系进入“冒险”阶段；从今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至今，欧洲最终是为了依赖美国而甘愿“自我牺牲”还是会进一步加强“战略自主”，从而在欧洲安全中努力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目前的形势还有待观察。可以肯定的是，目前欧洲配合美国打击俄罗斯的行为正在加速美国完全撕裂欧洲安全的进程。
美国自认为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营救”过欧洲，在战后推出的“马歇尔计划”不仅帮助欧洲恢复了元气，还为美国企业在欧洲开辟了新的市场。冷战结束后，美国变得更加唯我独尊。据《纽约时报》透露，老布什政府的高级官员们草拟过一个宏大的战略计划——“今后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就是阻止任何其他国家联盟成为超级一方，美国的统治将永远至高无上”。在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看来，美国制定对欧政策很大程度上依赖惯性，这来自于冷战结束初期开启的对欧政策模式。
“其实，欧洲人特别是深受‘欧洲主体论’影响的法国人，很早就认识到美国在‘帮助’欧洲战后重建的同时，也一直试图削弱欧洲既有的实力和影响力。”在法国工作、生活过15年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全球创新与治理研究院研究员赵永升提到，戴高乐主张并践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在西方大国中最早承认新中国，还主张发展法国独立的核力量，他的诸多思想和主张影响到此后多任法国总统。细心观察，这样的独立意识也普遍存在于法国中层和下层社会。赵永升说，他认识的很多法国人其实并不喜欢美国人，有些甚至厌恶美国人，这也是为何在法语中“美国化”一词现在更多是带有讽刺和批评之意。
李海东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二战结束后欧洲安全一直依赖于美国，其虽然深知要“战略自主”，但每次出现危机时又不约而同地寻求美国“庇护”。欧洲的民族自豪感与历史底蕴都要比美国深厚，但如今其国家安全处在美国的干预和保护之下，这对欧洲来说是典型的“难言之隐”：一是国家比较安全，但缺乏自我防御能力；二是对俄立场无法做主。正如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所言，“欧洲只有在俄罗斯的参与下才能持久和平”。但美国对欧洲安全保障的前提则是驱逐俄罗斯，面对美国的“搅局”，欧洲只能默默吞下俄乌冲突的苦果。
欧洲实现“战略自主”，为何难度较大
伊朗副外长巴盖里10月初访问匈牙利时表示，在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后，欧洲国家迫于美国压力，在面对能源短缺危机时仍限制从伊进口石油，表现出“美国利益高于欧洲国家利益”。他希望欧洲国家意识到“盲目跟随美国是（犯了）战略错误”。
一些欧洲媒体近日也发出这样的声音：“为什么应对俄乌危机升级要以牺牲欧洲为代价？”瑞士一家新闻网刊文称，制裁俄罗斯和减少从俄能源进口，给欧盟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过多的负面数据将引发一场经济灾难。还有欧洲专家表示，美国人正在利用这场冲突大幅削弱欧盟的经济实力。
中国社科院俄欧亚所副所长、研究员田德文认为，不同时期欧洲对美国的预期和反应也不尽相同，特朗普执政时期对欧“极限施压”，美欧关系降至历史低点，但欧洲丝毫没给特朗普面子，反而特朗普经常想讨好欧洲。拜登上台后虽然美国“重返欧洲”，但拜登在俄乌冲突中表现的阴险狡诈让欧洲对美国心生不满，之所以欧洲当前不敢谴责美国，除了俄罗斯的因素外，还是离不开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正确性”的影响。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得手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欧盟在对外政策上“随美起舞”，根本原因在于美欧同盟关系使然，这种同盟关系建立在共同的历史文化渊源、价值观及经济相互依存的基础之上。70多年来，美欧同盟内部虽然龃龉不断，但双方战略合作的根基并未动摇。
刘得手认为，近年来欧洲似乎更乐于“随美起舞”，被视为“特朗普冲击波”后的应激反应，也在更大程度上离不开拜登政府“重振同盟关系”政策的推动。同时，历史规律也表明，尽管美欧利益并非完全一致，但当欧洲人认为其地区安全受到威胁时，会更主动寻求美国的安全“庇护”，欧美同盟关系也因而会得到加强。时下，俄乌冲突对美欧关系的影响就印证了这一规律。因此，只有当欧洲具备自我防卫的能力之后，才可能逐步摆脱对美安全上的依赖，也才能追求战略上的“自主”，但需要注意的是，大多数欧洲国家没有能力也不愿在军事上投入过多，因此对“战略自主”的呼声并不强烈。
人们还记得20年前法德对美国说“不”的那一幕——决定不参加美国领导的攻打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因不满“盟友”的做法，德国总理施罗德竞选连任获胜后，美国总统小布什连贺电都没有发，甚至在半年的时间里双方没有通过话。欧洲大国是否会对美国说“不”，与欧洲大国领导人的影响力、个性有关，但主要原因在于近年来欧洲危机频繁，麻烦不断，致使欧洲实力下降、谋求与美平起平坐的锐气大大受挫。对美说“不”，还取决于是否牵涉到本国利益。2021年美英澳组建“奥库斯”联盟、破坏法澳潜艇合作时，法国总统马克龙就愤然召回驻华盛顿大使。
“毫无疑问，欧洲是俄乌冲突中的‘典型输家’，其在能源、安全、经济、人道主义乃至自然环境等方面付出沉重代价，这种代价将长期持续。”李海东认为，美国不会对欧洲表示“感恩”。美国制造的混乱让欧洲整体失去凝聚力，因此欧洲短期内达成“战略自主”的目标难度较大。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潜在的核冲突将是美欧分裂的临界点，一旦俄乌危机发展至核冲突的边缘，或处于核冲突状态中，那么欧洲国家将在生存与安全保障等方面切实地考虑如何处理对美关系，届时欧洲也将深刻认识到对美国一味的安全依赖将会是一幕悲剧。
西班牙皇家埃尔卡诺研究所网站近日刊文称：“我们处于一个悖论中。近年来，欧盟在统一和能力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但同时也更多地被捆绑到美国权力的桅杆上——决定西方政策的人还是美国总统。”
“黙克尔的理想”，更是欧洲之痛
有西班牙学者表示，各种预测表明，俄乌危机对欧盟的冲击将大于对美国的冲击。欧盟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解决地缘政治危机的时刻，应使用“权力语言”，努力避免无条件地跟随美国。最重要的是，当美国的未来方向在下一次大选前悬而未决时，如果欧盟提出符合自身利益的涉及外交、数字安全、环境、经济等方面的政策和诉求，局面就会发生转变，但矛盾的是欧洲对美国有太多的依赖。
据赵永升介绍，在紧跟美国制裁俄罗斯的欧洲国家中，不乏坚定的“价值观维护者”，其中一部分人是衣食无忧的社会顶层，一部分人是享受有基本福利保障的社会底层，他们受地缘政治的影响相对不大，最难受的还是社会中层，他们面临着通胀、税收和就业等现实困境。
《环球时报》驻德国记者观察，尽管许多欧洲人开始醒悟——美国通过战争处处牵制欧洲，但不能否认，欧洲一些主流舆论仍正面看待美国扮演的角色，甚至“感谢美国帮助欧洲对抗俄罗斯”，还有些舆论怀有侥幸心理，认为现在美国在战争中获利，不会冷眼旁观欧洲逐渐陷入灾难。
欧洲人有这种心态，与美国通过文化、媒体、影视等手段进行美式叙事有关。一位研究美国文化的学者说，欧洲人每天的生活几乎总是围着美国转。欧洲许多主流媒体已被美国资本收购，像拥有《图片报》和《世界报》的德国最大的传媒集团阿克塞尔·斯普林格，就被美国资本收购了股份。这些媒体明显“亲美”，甚至不惜帮助美国抨击德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与美国观点不同的人士。此外，美国的电视节目、流行音乐、书籍、电影、快餐都在欧洲有很大的市场。
赵永升举例说，尽管“美国化”在法国已不是夸奖美国的词，但在教育领域，一些高校目前已有1/3的专业提供英文授课，这在十多年前的法国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也引发一些法国人对丢掉自身语言和文化优势老本的担忧。以前除纯商科的学校之外，法国高校反对效仿美国的大学排名，但如今，法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对各类大学排名趋之若鹜，这不能不说是法国教育界的一个悲哀。
除在安全、能源等领域受美国政策影响外，欧洲还意识到在数字领域更是被美“殖民”——英国《卫报》网站2014年就发表文章说，欧洲国家认为以谷歌、苹果、脸书和亚马逊为代表的硅谷科技巨头正在侵入欧洲的领地，欧洲有可能在数字领域沦为硅谷的殖民地。
2017年5月，默克尔曾发表措辞严厉的一段话：“（现在已不是完全依赖其他伙伴的时代），我们欧洲人必须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王义桅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欧洲政要关注的“欧洲命运何时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样的问题，不仅是“黙克尔的理想”，更是欧洲之痛。
来源：环球网